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垃圾围村”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与环境质量，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巨大阻力。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设计调查问卷，以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农村居民为调查对象，运用Logistic回归与主成分分析法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的支付意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40.35%的农户有主动支付意愿，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年平均70.47元/户的费用;影响农户支付意愿的因素依次为年龄、健康状况、环保理念宣传、政策监督、文化程度和工作类别，且均与支付意愿正相关，其中年龄和健康状况影响最大，环保理念宣传和政策监督次之，文化程度和工作类别最小。
关键词：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农村;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9）09-0182-06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9.09.04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garbage surrounding villages"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living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rural residents and has become a huge obstacl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and beautiful China. Using conditional value assessment method（CVM） to design the questionnaire， and taking the rural residents in Yaodu district， Linyi city， Shanxi province as the survey objects，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re us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willingness of farmers to pay for domestic garbage treat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40.35% of the farmers have the willingness to pay， and are willing to pay an annual average of 70.47 yuan/household for the treatment of domestic wast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willingness of farmers to pay are： age， health condition， propagandizing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cept， policy supervision， education level and job category. Among them， age and health condition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followed b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paganda and policy supervision; education and work have the minimum impact.
Key words： garbage management; willingness to pay; rural areas; influencing factors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度提高，城镇一体化进程加快，农村消费水平也在持续增长。随之而来的是生活垃圾排放量的大幅攀升，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垃圾治理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抓手之一，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关键利益和城乡居民的生活品质，关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持续性，更关乎农民乃至全人类的健康安全。当前，农村垃圾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障碍，2005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首次将农村生活垃圾纳入管理范围，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进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完善以奖促治政策，扩大连片整治范围，并实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5年专项行动。多年来，对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一直在持续，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小农社会化的发展也使得农村生活垃圾形势越来越严峻[1]，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一直以政府为主导，农户作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天然主体却很少发声，深入了解农户的想法、观念及支付意愿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困境的解决及形成原因的了解十分必要。本研究从农户支付意愿的角度探讨影响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困境的深层次原因。
1 文献综述
现有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相关研究从宏观理论分析到具体微观地区的案例都有所涉及，主要包含农村垃圾的现状、问题成因、治理对策等[2]。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支付意愿研究近年来逐渐兴起，戴晓霞[3]分析以浙江省为代表的发达地区农户生活垃圾支付意愿达到53.27%，男性比女性支付意愿相对更高，学历和收入与支付意愿正相关。林刚等[4]对陕西白水县的调查显示，农户生活垃圾支付意愿为60.68%，平均支付意愿值为10元/年，支付意愿与学历和收入正相关。邹彦等[5]对河南淅川县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意愿的研究表明，农户的支付意愿为72.4%，平均支付意愿为每户每月最多6.8元;受教育水平、家庭纯收入以及家庭目前在学人数、户主健康状况、家庭人口规模对农户的支付意愿都有显著影响。吴建[6]对山东省的实地调查显示，65.06%的农户有支付意愿，支付意愿与年龄负相关，与收入正相关。梁增芳等[7]对三峡库区的调研结果显示，只有0.3%的农户不愿意支付，支付意愿值为48元/年，年龄、文化程度与支付意愿正相关。韩智勇等[8]对西南地区的调研表明，69.68%的农户有支付意愿，農户能接受的最佳费用为5元/年。许增巍[9]从政策补贴、服务及时性、空间开放度等方面探索了对支付意愿的影响。以上研究大多以个体基本层面为主，虽然有新因素的加入，但缺乏与当地特质有关的影响因素研究。 山西省临汾市曾被称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随着国家对汾渭平原11个城市进行环境强化督查，临汾市也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临汾市环境方面的相关文献较少，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围绕宏观层面展开，如白金戈[10]研究了临汾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秦迎颖[11]研究了临汾市地方政府环境政策的变迁，探讨造成压力型环境治理的压力因素。微观层面的研究尚未见报道，且关于临汾市农户支付意愿方面的研究也是空白。因此，本研究结合临汾市实际情况，将地方特色影响因素纳入其中，以求获得实际价值，为治理环境污染提供参考。
2 研究设计与方法
2.1 条件价值评估法（CVM）
有关支付意愿（WTP）的研究通常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该方法由Davis在1963年提出，并首次应用于研究缅因州林地宿营、狩猎的娱乐价值，自Randall等在1974年第一次将CVM应用于环境质量改善以来，条件价值评估法在环境改善领域的应用逐年增多[12]。条件价值评估法在中国的研究与应用始于20世纪末，目前已应用到森林社会效益评估、耕地价值评估、水质价值评估、湿地资源价值评估以及森林游憩价值评估等多个方面[13]。CVM在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领域的应用比较广泛，研究内容比较集中，大都针对生活垃圾处理、收集或治理服务的支付意愿进行测算[14]。很多学者都利用该方法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进行了研究[3-8]，基于此，本研究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进行研究问卷设计。
2.2 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是否适用主要在于与支付意愿相关的问题是否能被调查者接受和理解。依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制定的原则及相关文献的设计经验，在正式调研之前对样本区域进行预调查。根据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修改，使问卷更加科学、合理。调整后的问卷包含个人基本情况、农户垃圾处理情况和个体认知3个部分。
以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农村为调查区域，考虑调查的可能性及目标样本的覆盖性与代表性，选取距城市距离不同的15个村进行调研。为保证调研的质量，调查结束后针对部分疑点与农户进行进一步沟通，以获取更加丰富真实的解释力。
2.3 数据处理
将调研得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后运用Excel制成表格，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支付意愿的因素，并用ROC曲线对回归模型进行检验。最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对支付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主成分提取。所有统计分析均用SPSS 19.0软件进行。
3 实证分析
3.1 研究假设与变量选取
今日的小农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小农，而是与外部世界交往密切、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小农[1]，他们能对市场价格的变动作出迅速而正确的改变[15]。因此，农户的支付意愿选择也是其自身属性与外界客观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农户的基本情况、垃圾处理情况、个人认知3个层面入手，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提出12个独立变量，即村庄位置、性别、年龄、政治身份、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工作类别、家庭平均月收入、亲朋是否有良好环保意识和行为、设施便利性、环保理念宣传程度、政策监督情况。许增巍[9]分析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农户合作行为发现，所担任职务对农户合作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政府监督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合作行为具有显著影响，村庄类型并不是显著影响因素。王艳等[16]通过对陕西关中地区生活垃圾治理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垃圾桶数量、垃圾车清运频次对生活垃圾治理具有显著影响，距镇政府距离不是显著影响因素。基于已有研究，综合分析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收入等个人特质方面的影响因素，提出变量的初步预期方向（表1）。
需要说明的是，在以前的研究中村庄位置（X1）因素影响并不显著，但实地调查显示部分城中村已经有付费行为，因此加入村庄位置因素更符合现实情况。从费孝通[17]的熟人社会到贺雪峰[18]的半熟人社会都说明“熟人化”对农村居民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农村属于“熟人化”更显著的区域，亲朋是否有良好环保意识和行为（X9）因素也需要考虑。以居住地距离垃圾收集点的距离来反映设施便利性（X10）。世界旅游发展大会对环境卫生的要求涉及到居民环保理念的影响，可以此反映对居民环保理念的宣传程度（X11）。因环保数据造假事件时有发生，环保部门对环境卫生方面的要求更加严格，监督范围更加广泛，故调查问卷设计“临汾环保数据造假事件是否对您生活垃圾治理方面的选择和行为造成影响”题项反映政策监督情况（X12）。
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30份，剔除有明显逻辑错误和数据缺失的问卷，回收问卷285份，有效回收率86.36%，回收率达到75%以上，说明回收问卷有效[19]。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3.2.1 农户基本情况 由表2可知，被调查男女比例分别为57.19%、42.81%;年龄样本区间31～60岁占总样本数的78.95%;农户政治身份为群众的占81.40%;文化程度为初中及其以下的占总样本数的比例为74.03%;工作类型为服务业和农业的占总样本数的比例分别为53.68%、27.02%;家庭平均月收入4 000元以下的占总样本数的71.93%，这与2017年临汾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一致[20]。
3.2.2 垃圾处理情况 每天每个家庭平均产生的生活垃圾为2.03 kg，略低于张璋等[21]调查的农村人均水平0.86 kg。生活垃圾主要类别以厨房剩余垃圾和可回收垃圾为主，很少有建筑污染物，这可能是由于农户日常生活垃圾是垃圾主要来源，建筑污染物都是在少数时间或特定时期才會少量产生。临汾市近年来进行的乡村清洁工程取得了一定成效，全部样本村均设有垃圾桶和垃圾集中收集点，但并不分类。有91.58%的农户居住地到垃圾集中收集点的距离步行在10 min以内。 3.2.3 个人认知 由表2可知，74.04%的农户表示平时关注卫生环境方面的新闻，且手机和村委会宣传是其主要获取途径。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对目前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效果不满意、一般和非常不满意的比例分别为39.65%、32.28%、3.86%，占总样本的75.79%（图1）;38.60%的农户觉得近5年村庄环境一般，与觉得环境较差的样本比例34.74%基本持平（图2）;47.72%的农户认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主体是村委会，51.58%的农户认为是上级政府，还有2个样本认为是农户，不到总样本的1%（图3）;绝大部分农户认为上级政府和村委会应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付费方，比例分别为66.32%和31.93%，只有1个样本选择农户、4个样本选择社会公益组织（图4）。表2显示，只有40.35%的农户选择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付费，与支付意愿相关的已有研究相比明显较低，这可能是由于调查问卷没有设计垃圾治理支付金额的选择区间，对农户的选择造成了困扰，因此支付意愿较低。同时，为了体现支付意愿的主动性，支付意愿调查统计时只设计“是/否”二元选项，将“无所谓”归入“否”选项，因此最终的支付意愿较低。平均支付金额为70.47元/（户·年），与唐旭等[22]基于全国5省的农村居民支付意愿6.5元/（户·月）基本相符。
3.3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3.3.1 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运用SPSS 19.0统计软件将获得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向后步进法，共进行六步得到最佳估计效果（表3、表4）。从分析结果来看，Hosmer和Lemeshow拟合度检验P值为0.100 （>0.05），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
为了更好地验证模型的判定价值，用ROC曲线对二元Logistic回归的预测值进行分析（图5），得出结果P值为0.000，小于0.05;曲线下的面积（AOC值）为0.796，处于0.7～0.9，表明回归模型解释价值中等，可以用来分析要解决的问题。
1）被剔除的变量分析。性别变量在第二步中被排除，社会化的发展造成的性别角色差异日益弱化，性别作为影响因素已不再显著。村庄位置变量在第三步中被剔除，影响为负，与预期相符，被剔除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调查区域集中在农村，差异不显著，不能充分体现出此项变量的显著与否。家庭平均月收入在第四步中被剔除，影响为负。这与之前的大多研究都不相同，结合调查发现，虽然月收入有差距但大多相对集中在同一层次，支付意愿额度相对总体收入来说较小，对于此变量的考察有待进一步研究。政治身份在第五步被剔除，与预期不符，调查对象以普通群众为多，党员、村干部的比例较少，对样本产生的作用可能不够明显或存在较大偏差。亲朋是否有良好的环保意识和行为在第六步被剔除，影响为正，即有环保习惯的居民更容易被影响而选择支付。居住地到垃圾收集点的距离最后被剔除，影响为正，即距离垃圾收集点远的反而愿意支付，与预期不相符，结合被调查群众反映，收集点距离远造成自己不便，宁愿掏点钱也希望收集点能够多一些、离自己家近一点，因而影响为正。
2）影响显著的变量分析。从表4可以看到，年龄与支付意愿正相关，在5%统计检验水平显著，即年龄越大，支付意愿越强，这与预期相反。一般而言，年龄较小的人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环保理念也更强。调查发现，农村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而年龄较大的则长期居住在农村，因而其对改善环境的意愿更加强烈。文化程度与支付意愿正相关，在1%统计检验水平显著，是影响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即学历越高越倾向于支付，与预期一致，该变量每增加1个单位，支付意愿的發生比增加0.557个单位。健康状况与支付意愿正相关，在1%统计检验水平显著，即越健康的人在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越愿意呵护自己、重视自己的健康，与预期一致，该变量每增加1个单位，支付意愿的发生比增加0.698个单位。工作类别与支付意愿正相关，在5%统计检验水平显著，与预期一致。相对于无业、待业和农业农户来讲，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农户更倾向于支付。环保理念宣传程度与支付意愿正相关，在1%统计检验水平显著，即认为环保理念对自己产生影响越大的农户越愿意支付，而认为没有影响的则支付意愿较小，与预期一致。政策监督情况与支付意愿正相关，在1%统计检验水平显著，即政策监督力度加大，支付意愿随之增加，其改善环境的愿望也更强烈，与预期一致。
3.3.2 主成分分析 一般提取特征根大于1或者累积贡献率达到75%以上的主成分。根据结果（表5）选取前3个主成分进行提取，得出其成分矩阵（表6）。
由表6可知，成分1、2、3的表达式分别为：
成分1中年龄和健康状况指标较高，因此称其为生理机能因素;成分2中环保理念宣传程度和政策监督情况指标最高，可以称其为制度因素;成分3中文化程度和工作类别指标最高，可以称其为个人发展因素。根据以上结果可知，生理机能因素（年龄、健康状况）对支付意愿的影响最大，达43.470%，制度因素（环保理念宣传程度、政策监督情况）次之，达到19.868%，个人发展因素（文化程度和工作类别）最小，贡献率为12.425%。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对山西省临汾市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进行了问卷调查，并用Logistic模型与主成分分析法（PCA）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山西省临汾市农户生活垃圾治理主动支付意愿较低，只有40.35%，支付费用平均为70.47元/（户·年）;影响支付意愿的因素分别为年龄、健康状况、环保理念宣传程度、政策监督情况、文化程度和工作类别，其中年龄和健康状况影响最大，环保理念宣传程度和政策监督情况次之，文化程度和工作类别最小。基于上述结果，提出以下几点优化建议。
1）健康始终是人们最基本的追求。分析研究问题时往往容易忽视最被需要的东西，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乡村应该把居民的健康放在第一位。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过程中，应充分把握这个基础，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获得农户支持。 2）加大环保教育宣传，逐渐破除农户对政府的过度依赖，培养农民的主动环保意识。研究中大多数农户都认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主体是政府和村委会，而没有认识到自身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环保需要从我做起。
3）注重农民的意见。调查中大部分农户表示生活垃圾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征求过自己意见，因此对于支付治理费用持一般态度，可见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增强农户参与感与环保主人公意识。
4）加快建立健全农村垃圾治理模式。垃圾收集点少、距离远、清理不及时、与农户沟通少，加之负责人只是完成任务的态度，并未将生活垃圾治理真正重视起来，都是影响农户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具体应该做到，规范清洁员的收集时间和运输频次、设置合理的垃圾集中点、为垃圾治理效果制定一套考核标准，逐步完善治理结构，形成系统的农村垃圾处理模式。
参考文献：
[1] 岳立涛.小农社会化：对农村垃圾问题产生原因的重新审视[J].资源与环境经济，2011（1）：25-29.
[2] 岳立涛.近十年国内农村垃圾问题研究综述[J].中国环境管理，2010（4）：27-31.
[3] 戴晓霞.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生活垃圾管理支付意愿研究——以浙江省瑞安市塘下镇为例[D].杭州：浙江大学，2010.
[4] 林 刚，姜志德.农户对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支付意愿研究——基于白水县的农户调研数据[J].生态经济：学术版，2010（1）：351-355.
[5] 邹 彦，姜志德.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淅川县为例[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4）：27-31.
[6] 吴 建.农户对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费用的支付意愿分析——基于山东省胶南市、菏泽市的实地调查[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4（2）：27-31.
[7] 梁增芳，肖新成，倪九派.三峡库区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J].环境污染与防治，2014，36（9）：100-105.
[8] 韩智勇，梅自力，孔垂雪，等.西南地区农村生活垃圾特征与群众环保意识[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15，31（3）：314-319.
[9] 许增巍.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农户合作行为研究[D].陕西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6.
[10] 白金戈.临汾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关系研究[D].山西临汾：山西师范大学，2014.
[11] 秦迎颖.压力型环境治理——临汾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变迁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7.
[12] 张志强，徐中民，程国栋.条件价值评估法的发展与应用[J].地球科学进展，2003，18（3）：454-463.
[13] 朱 霖，李智勇，樊宝敏，等.北京妙峰山森林文化条件价值评估[J].林业科学，2015，51（6）：9-16.
[14] 张启蒙，张 越.条件價值评估法在固体废弃物管理研究中的应用[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8（5）：137-142.
[15] 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6] 王 艳，卢虹好.关中地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影响因素问题研究[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17，27，（2）：52-59.
[17]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8] 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J].政治学研究，2012（3）：61-69.
[19] 钟柏昌，李 艺.问卷调查方法在教育研究领域的应用状况分析[J].开放教育，2012，18（6）：74-79.
[20] 临汾市统计局.临汾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linfen.gov.cn/tongji/contents/25818/240587.
html，2018-12-27.
[21] 张 璋，汪青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调查研究——基于支付意愿的视角[J].中国市场，2017（2）：134-137.
[22] 唐 旭，张 越，方向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收运费用与支付意愿研究——基于全国五省的调查[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8， 23（8）：204-211.
收稿日期：2019-0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JL038）
作者简介：估海斌（1989-），男，山西临汾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电话）18035780806（电子信箱）1194208396@qq.com; 通信作者，党国英，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绿色创新与发展研究，（电子信箱）12836145@qq.com。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8/view-14893299.htm
